二、逐美时代的美学要求与美文极至
从曹丕的“诗赋欲丽”（《典论·论文》），到陆机的“诗缘情而绮靡”（《文赋》），再到刘勰“文采所以饰言，而辩丽本于情性”（《文心雕龙·情采》），钟嵘“文温以丽，意悲而远，惊心动魄”（《诗品》）等，从文学理论上高标出魏晋时代的尚美逐美的风气。
鲁迅先生对曹丕的“诗赋欲丽”的艺术主张，给予了极高的评价：“文章的华丽好看，却是曹丕提倡的功劳。”首当其冲地提出美的主张的曹丕，他最先把握到了时代逐美的需要和趋势，鲁迅说：“他说诗赋不必寓教训，反对当时那些寓训勉于诗赋的见解，用现代的文学眼光看来，曹丕的时代可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或如近代所说是为艺术而艺术（Art for art’ sake）的一派。”着眼于文学的形式美，把形式美放到了重要位置上，是顺应时代的要求，同时也标明文学进入了一个自觉的时代，文学已经具有了“绮靡”的形式美的要求与形态。
也许是为经学束缚太久的缘故，也许是文学质木无文而不能够适应抒情需要的缘故，文学到了魏晋这个“文学的自觉时代”以后，出现了矫枉过正的极端要求。魏晋成为了一个“美文”的时代，时代需要美文，使凡是能够美文的一切文字都美文化了，不仅文学上所有的文字美文化了，几乎所有的官样文章也美文化了。而且，人们对美的追求，已经渗透到所有的方面，他们不仅欣赏自然，也欣赏人的自身，追求种种风流放逸。美，已经成为他们的深刻需要，成为他们置换或超越其精神的生命形态。人们对美的这种需要和追求，在骈赋上的表现最为突出，换言之，魏晋人以辞赋的形式最强烈地表现了他们那个时代的典型情绪和美学特征。而这种在文学上对于形式美的追求，成为文学摆脱经学束缚而获得独立的重要标志，成为魏晋人表现自我的内在情感、自我的精神世界的生存需要。人们用美的尺规来评判人，评判作品，关于这一点，钟嵘的美学态度最为鲜明，也最具典型意义。比如，“钟嵘对建安文学中那种慷慨激昂的感慨是不欣赏的，对嵇康的无所顾忌的、近于愤激的思想表现是不以为然的，对于宋代杰出诗人鲍照作品中常给人以凌厉雄浑之感的意气的表现也是不满的。”这是因为激直凌厉的表达不能为钟嵘所欣赏，而陶潜诗“平淡”、“真古”的另外一种风貌，也不被他看好，其诗被列为中品。钟嵘钟嵘为什么对这些我们现在一致叫好的诗人和诗歌并不欣赏呢？钟嵘欣赏什么呢？我们以为，弄清这个问题实际上也就弄清了这个时代的美学趣味的本质问题。钟嵘所特别推崇的李陵、苏武、曹植、刘琨、阮籍、陆机等人，这是因为他们的作品具有怨深文绮、意悲旨远的要求。钟嵘的文学观的核心也是“怨而不怒”的，他在对诗的本质的认识上更加突出“怨”。但是，他特别讲究“情兼雅怨”，“文典以怨”。钟嵘即以此来作为品评的标准，把诗人和诗歌分为上、中、下三品。很明显，他是把“形式”标准放在首位的，十分重视表现，重视表现和表达上的美的形式。这虽然说的只是钟嵘个人的美学趣味，却代表了魏晋主流美学思潮，代表了魏晋时代的美学观。文学的评判标准全部美文化了，即便是“怨”的内容，如果不出以“雅”的形式，也是注定要被那个时代所冷落的，陶潜就是最好的例证。刘勰的诗美观是儒家正统的，他对陶潜诗也没有什么好感，《文心雕龙》里纵论历代诗人，竟然无一语提及陶潜。然而，如果把陶潜的骈赋放在那个时代里衡量，其重视表现美的精神、手段及形式与效果，绝不在时人之下了。陶潜虽然存赋仅三篇，却篇篇精致完美，欧阳修对他的《归去来兮辞》评价极高，说是“晋无文章，惟陶渊明《归去来兮辞》一篇而已”（元李公焕《笺注陶渊明集》卷五引）。此赋辞采流丽斐然，骈四俪六而又参差错落，俪对工巧，奇偶天然，其中巧用双声、迭韵、迭字，如“舟遥遥以轻扬，风飘飘而吹衣”等等，造成了语言上律化了 的鲜明乐感。
时代对文学的要求，使文学进入了一个“逐美”的时期。这种“逐美”成为魏晋南北朝的整个时代的风气，使几乎所有的文学样式都极其重视辞采、重视骈偶、重视韵律的形式美，只不过是骈赋在这方面的表现最为突出罢了。应该说，骈句偶句在此前已经不乏先例了，但是，像魏晋人这样认真、这样执着而在作品中这样频繁出现的，还实在没有。尤其是在韵律的自觉使用上更是前无古人。语言趋向骈偶化和韵律化，是时代对“美”的最重要的形式要求，这是魏晋南北朝辞赋的主导倾向，也是魏晋南北朝的辞赋不同于东汉抒情小赋的最显著的外在特征，更加区别于一直板着严肃脸而“劝百讽一”的汉大赋。
陶潜的《闲情赋》因为不是“劝百讽一”而单纯言情，在文学史上一直被视为有争议的作品，连最先对陶潜有高度评价的萧统也因此指责为“白璧微瑕”而大呼“惜哉”。其实，陶潜也是努力想要“有助于讽谏”的，其序中叙说作赋之原委时就有这样的表述。他在序中自谦说：“虽文妙不足，庶不谬作者之意乎？”意思是，即便文辞不能如前人那么优美高妙，我也是要仿作一篇的。这就说明在文学的“逐美”时期里，陶潜也有这方面的追求和能力。事实上他的这篇骈赋超过了古人，而且在后来几乎所有的这样题材的古代诗文中也找不到可以媲美的作品。“赋是一种大规模的描写诗。”陶潜以这样“大规模”的描写，充分显示了赋的优势特点，也表现出其个体的艺术造诣、丰富情感和创造精神。此赋写得镂金错彩，缠绵悱恻，渴望与失望、欣喜与恐惧、热烈与冷静、欢歌与悲叹等情感交织，心理矛盾激烈，感情跌宕起伏，形成了极大的内在张力。特别是中间部分的“十愿”与“十悲”，更是不遗余力，极尽铺张扬厉，逐层开展，尽写热烈爱恋中的一系列感受，心理过程微妙逼真，充分显示了作者非凡的想像力和高超的驾驭力，形成了一气流转而百旋千回、自由奔放而酣畅淋漓的文势，形成了强烈而浓郁、悠长而缠绵的情韵，读来让人回肠荡气，生成一种快感的颤栗，久久沉浸于淳美的意境之中而不能自拔。
骈赋的出现，是文学的个性化表现的特殊要求，是文学真正成为“人学”的艺术特征，也是文学顺应了逐美的时代要求和趋势。这种对美的深刻需求，使魏晋人变汉大赋的乏情而为悯情，在内容上变大赋的炫耀性的堆砌为感发性的体物，因此在风格上也变大赋的富丽艳靡而为清疏幽怨，使骈赋成为那个时代文学形式美的代表和极至。即便要求近乎苛刻，文句、辞采和使事用典上十分讲究，但是，因为魏晋人执着的美的追求和高超的艺术技能，使极难对付的骈赋形式而达到“情兼雅怨”的标准，给人以美的享受，而绝少矫情、卖弄、堆砌的感觉，读后令人感奋而有袅袅之余音挥之难去。尽管有人说这些骈赋“儿女情多，风云气少”，但是，它在体验世俗、缘情绮靡方面取得了极大成功，成为觉醒个体的忧患意识的悲鸣载体。这种在文学上突出性灵抒发和形式美的创造，无疑是文学发展上的一大进步，也是文学自身发展的必然要求和趋向。特别是到了齐梁，建立了美学、文论的系统，而欣赏论的出现，则是对骈赋的创作的总结，也是推动，并且使骈赋中运用和出现的美学的要素，渗透到了其他各个艺术乃至生活的门类里去了。朱光潜先生认为：赋本来是诗中的一种体裁。中国诗走上“律”的路，最大的影响是“赋”。诗和散文的骈俪化都起源于赋。朱先生解释说：“何以说诗和散文的骈俪化都起源于赋呢？赋侧重横断面的描写，要把空间中纷陈对峙的事物情态都和盘托出，所以最容易走上排偶的道路。”朱先生赋的观念，严格意义上说是指骈赋，也就是说，骈赋不仅有其自身的形式优势，还对其他文体具有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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